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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设身处地为市场主体着想，切实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客货运输、建设审批等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收费公路、铁路、邮政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破除制约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交通运输新业态，要鼓励创新、趋利避害、守住底线，包容审慎监管，推动新旧业态融合发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推进行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重大改革为契机，加快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三，着力确保安全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各级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强化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充分发挥科技兴安作用；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要真抓实干、动真碰硬，查问题、补短板、控风险、除隐患、保安全。特别要强调的是，明年要把维稳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把困难估计得更严重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北京大学投资学教授杰弗里·托森说：“在我看来，是停顿了一下，呼吸一口气，然后重新调整。在过去的三年里，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你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你可能付出了太多，或者雇用了太多的人，或者你没有雇用最好的人。你只是想跟上增长速度。”托森说：“当你考察一些细分行业，比如电动汽车、P2P借贷、加密货币开采和游戏公司，派对结束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如何去“市场化”。我们谈大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没有错，但必须意识到它有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它的改变注定是一个缓慢的、逐步的过程；但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这两个领域的定价效率问题，短期对制造业来说更为关键，且目前已经有一些扭曲现象出现，对经济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它们更值得专业学者去关注和探讨。

那么未来的产业变迁方向是什么？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一是“高端制造”，它受益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发和创新红利，比如高端装备、5G、AI、新能源等；二是“美好生活”，比如品牌消费品、医药健康、本地生活O2O等，它受益于主力消费人群到一定年龄阶段和收入阶段后会出现的消费升级。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抑制大城市的工作思路已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大力发展都市圈及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正成为城镇化的新趋势。“提升城市群功能”的说法，就顺应了时势与趋势。第一，因为大部分农民本质上是“大城市化”的受益者，也只有大城市有能力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创造更多财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即便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下，近几年中国人口流动趋势仍然为流入大城市，如果继续采取大力发展中小城镇这种导向，不但会造成严重的投资浪费，更难以发挥大城市对区域和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